一時，康有為又無路了。

真歸去，回萬木草堂教書？

他好像不甘。

1896年11月，康有為來到澳門。澳門是葡萄牙租借地，脫離清廷管轄，比內(nèi)地言論稍有自由。他和澳門賭商何廷光、何穗田商議，將辦《強學報》的人馬引入，加上弟弟康廣仁，創(chuàng)辦了一份《知心報》，要言《時務(wù)報》不敢言者，繼續(xù)宣傳變法維新。這張報，是維新派在華南地區(qū)的喉舌，一直辦到戊戌變法失敗后才?？渤隹话偃?。

《知新報》誕生不久的冬天，康有為就去了廣西。在廣西桂林，聚徒講學、拜會名士。創(chuàng)辦了廣西的第一個學會——圣學會，創(chuàng)辦了《廣仁報》和廣仁學堂。半年后，歸鄉(xiāng)，在萬木草堂教書。

這時歸鄉(xiāng)，是母親的心愿。對康家，這是一件大事。這一年，是1897年，康有為滿四十歲。四十歲了，與夫人結(jié)婚二十年育有數(shù)女卻無有一子，母親為他納妾梁隨覺。梁隨覺這年才十八歲，廣東博羅縣人，相貌端莊，略通詩書。

對于康有為，這是難得的一段時間不長卻很平靜的日子。

他的心并不平靜，他在籌劃另一件誰也想不到的“大事”。這件事如果真的做成了，就沒有后來上演的戊戌變法了。歷史恰恰不允許“如果”。

“君維持舊國，吾開辟新國”

他想在巴西，建立一個“國家”。

聽上去，有些天方夜譚。

乙未年，是1895年。康有為最早是從朋友處得知巴西派人來招募華工一事的。這年秋，因強學會被彈劾，陳熾請康有為離京避一避。兩人分手時，康有為說出“君維持舊國，吾開辟新國”的話。話說的“太大”依舊，“太狂”也依舊，但在當時的背景下，實有幾分悲壯。朝廷的頑固派都要把你趕出京城了，你還惦記的是救國保種。康子其心其志，令人唏噓。

他在年譜中說，中國人太多了，而巴西經(jīng)緯度和我們相近，人口才八百萬，“若吾遷民往，可以為新中國”，目的是“以存吾種”。這是一個“救國夢”——他對清廷極度失望后，對國家“救之不得，坐視不忍”，才萌發(fā)了此念。這件事如果還是做不成，“遂還粵，將教授著書以終焉”。

次年年底，康有為為給母親祝壽回到廣東，與澳門何廷光商議辦報一事，兩人再次提到巴西招募華工一事。何廷光，廣東順德人，澳門著名華商，捐納廣西補用道員，原名何連旺，錄葡萄牙籍名廷光。他的父親曾在闖蕩澳門時當過苦力頭，后在碼頭承包裝卸生意發(fā)跡，又承包了澳門填海生意開始做大，兼理鹽業(yè)、鴉片業(yè)和賭博。到何廷光手里，已經(jīng)是澳門最著名的商人之一，被澳門政府賞基利斯督寶星。他在經(jīng)商之余，對政治很感興趣，曾邀請孫中山來澳門行醫(yī)。1896年10月，又邀請康有為、梁啟超來澳門商談辦《知新報》。雙方合作很順利，何廷光才提及巴西招工之事。原來何廷光因入葡萄牙籍，會葡萄牙語，巴西原屬葡萄牙，也使用葡萄牙語。巴西派來的特使來華招工時，與康有為結(jié)識的一個叫何東的人接觸過。這件事，也就再次聯(lián)上了。

作為商人的何廷光，對這一信息很敏感，他承諾可以具體運作此事。協(xié)商后他們的計劃是先租四艘船，每艘一次運兩千人，三月運一批，一批可以運八千人，一年就可以運三萬二千人入巴西，若得其利，再視情增加船只。移民到那里的工作是種植甘蔗、咖啡、可可、煙草等。最初，他們想成立個百萬殖民公司，那么，去巴西的華人移民也有百萬人了。

康有為、梁啟超也將這個移民巴西的計劃在朋友中做了有限的宣傳?？偫硌瞄T章京張元濟、汪康年、沈曾植等人都知道和關(guān)注、關(guān)心此事。

這有些像一群士子的一個“夢想”。對康有為，卻不是“靈光一現(xiàn)”就做起了移民來救國之夢。這有幾個因素。一是他們對清廷的不滿，滿腹韜略無處所施，干脆去外國再建一個“新中國”。二是廣東、廣西、福建所處的地理位置決定，人口太多，得風氣之先又早有移民的傳統(tǒng)。三是在巴西繼續(xù)搞維新的各種嘗試，少有人干預(yù)，會順利的多。

這當然是一種“被逼無奈”。

康有為是那種認定了就馬上付諸行動的人。是受何廷光所托也罷，他自己決定的也罷，他決定馬上回京，去找主持外事的李鴻章打通關(guān)節(jié)，以使這一計劃付諸實施。

1897年初冬，康有為取道上海進京。他通過李鴻章的幕僚于式枚，拜會了李鴻章。李鴻章見了康之后態(tài)度如何？兩人商談了些什么內(nèi)容？未有記載?？涤袨樵凇犊的虾Ｗ跃幠曜V》中僅簡單記了這樣一筆：“與李合肥言巴西事，許辦之，惟須巴西使來求乃可行。”

李合肥記李鴻章。對康有為的計劃李鴻章“許辦之”，可見兩人談的尚可。兩人直面交談，很有可能這是第一次。因為盡管李曾經(jīng)參加過一次強學會籌備時的“游宴”，但人多，康有為不會與他有什么接觸和交談。李鴻章沒有刁難他，表示同意，此計劃“可辦”?？狄菜闶怯辛瞬诲e的收貨。

“須巴西使來”，那是康有為無法左右的了。他能做的，也就是回去請何廷光通過相關(guān)渠道向巴西方面說明情況，如巴西能派來特使，這件事才可以向下進行。

他準備在京看看幾個好友，馬上返回廣東再去澳門。

客觀地說，康有為在巴西開辟“新中國”的夢想，是很難或無法實現(xiàn)的。何廷光是商人，他所想的是通過向外輸送移民賺錢，和過去的“販賣華工”差不多。何的家族就曾經(jīng)做過販賣苦力出洋做工，大賺“豬仔錢”的生意。巴西來華招募華工，其目的也是為種植園主找“打工者”，這些移民將淪為苦力的命運是注定的?？涤袨橛譀]有親自去巴西考察，巴西政府對其是什么態(tài)度和承諾，等等，都是未知。所以，希望在巴西的土地上建一個“新中國”，可行嗎？這是異想天開。就算這百萬人去了，就真的可以“保國保種”？

還是李鴻章曾經(jīng)對康梁所評價的“書生之見”，希望很美好，但在現(xiàn)實中很難實現(xiàn)。

冥冥之中，歷史卻在這里突然拐了一個彎——山東巨野縣教案發(fā)生后僅十二天，德國就突然派出兵艦強硬地搶占了膠州灣。

假如康有為巴西移民一事當時順利成行的話，也就不會有了那場震驚全國、震動世界的戊戌變法的悲壯大戲了。

再上《上清帝第五書》

“巨野教案”是在一個不該發(fā)生的時候發(fā)生的。因為德國覬覦已久，正急切不知如何下手。

1897年11月1日午夜，天降細雨。山東曹州府巨野縣城東張家莊（即磨盤張莊）有十幾個人手持短刀摸進了張莊德國教堂。這天也巧，在陽谷傳教的神甫能方濟和在鄆城傳教的神甫韓理迦略，因去兗州天主教總堂參加“諸圣瞻禮”，兩人路此天晚而宿。主讓客先，張莊教堂的神甫薛田資就請他們睡在自己的房間，自己宿在旁邊的耳房。當夜，農(nóng)民雷協(xié)身、惠二啞巴、張高妮等十幾人原想是來搶劫些財物的，不料摸進正房后，被驚醒的能方濟開槍打傷了一人，這些農(nóng)民遂將能方濟和韓理迦略兩人殺害，搶了些財物逃去。薛田資聽到動靜知道不妙，倉皇逃到濟寧，電告了德國駐華大使和德國政府。

教案發(fā)生后的第十二天，德國政府便派軍艦強行占領(lǐng)了膠州灣。這就是著名的“膠州灣事件”。

誰能想到，這看似普通的一件教案，會引發(fā)了可怕的“蝴蝶效應(yīng)”，竟然是外國列強又一輪瓜分中國的開始。

“膠州灣事件”再次引發(fā)的民族危機，清朝內(nèi)部，最具有全局意識，最開始意識到問題嚴重性是兩個人，一個是康有為，一個是袁世凱。

當時，康有為剛剛和李鴻章談完移民巴西的事，突然聽到了膠州灣事件的爆發(fā)，敏感的他馬上放下一切，開始給光緒帝寫作“外釁危迫宜及時發(fā)憤革舊圖新呈”一折，即《上清帝第五書》。于十二月五日循例呈遞工部主管當局，請求轉(zhuǎn)奏皇上。工部堂官松溎看到上面有“職恐自爾之后，皇上與諸臣，雖欲茍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覺得太敏感，任何官員也不敢冒此風險，他是為了保護康有為，還是怕皇上指責工部？最終，工部沒有向光緒遞呈此書。

其實，松溎的想法是多余的，他更多的為了保身，也是不熟悉光緒其人，據(jù)梁啟超說，康有為的《第五書》后來由總理衙門代呈了光緒，光緒“肅然動容”，指著篇中“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見煤山前事”等語對軍機大臣說：“非忠肝義膽，不顧生死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陳于朕前乎？”嘆息長久。但梁的這一說法沒有得到有關(guān)檔案的證明，查軍機處等檔案，無總理衙門代奏此書的記錄。但湯志鈞在其《戊戌變法史》中認為1898年1月24日總理衙門將此上書上達光緒帝。兩種意見，也就只得在此存疑了。

十二月三十日，袁世凱的建議書遞到了翁同龢處。袁世凱認為拯救中國的途徑，還在變革之途。他希望在用人、理財和練兵三方面首先變革。翁同龢在這份建議書上批道：“論各國情形甚當，變法，空。”他在稱贊了袁世凱的從危機看到必須變革后，對這份建議覺得太空，不滿。

清政府內(nèi)部高層也已深切感到如果不進行整體性的變革，已經(jīng)很難挽救中國的危機。所以，翁同龢急切想得到的是整體性的徹底的變革方案。也就是說，這是光緒的期望。

翁同龢何時看到康有為的《第五書》？不詳。但不久他看到了?？涤袨樽u抄了幾份副本，轉(zhuǎn)遞給了一些朝廷內(nèi)的官員傳看。不久，《第五書》就又刊行出版，看到的人更多了。同時，康有為根據(jù)《第五書》的內(nèi)容，又草三疏，分別請楊銳、王鵬運、高燮曾以他們自己的名義上奏光緒帝。

這份《上清帝第五書》，翁同龢很滿意?？涤袨闆]有辜負清政府高層內(nèi)部的期待。

《第五書》較過去的上書，最重要的內(nèi)容是什么？

康有為清醒地預(yù)料到，列強再次瓜分中國的危機很快會到來：“……(西方列強)專以分中國為說，報章議論，公托義聲，其分割之國，傳遍大地，擘畫詳明，絕無隱諱……(他們)如蟻慕膻，聞風并至，失鹿共逐，撫掌歡呼。其始壯夫動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諸國咸來，并思一臠……(此危局好比)地雷四伏，藥線交通，一處火燃，四面皆應(yīng)。膠警乃其借端，德國固其噶矢耳?！?/span>

注意，這些文字，僅僅是在“膠州灣事件”剛剛發(fā)生的1897年11月所寫，康有為預(yù)料的是何其準確!在之后的幾個月里，果然，德國與清政府簽訂了《膠澳租借條約》，將膠州灣“借走”九十九年!山東成為其勢力范圍。而俄國將旅順、大連等租借二十五年，并將旅順口辟為自己的軍港，將大連灣辟為商港，將東北成為自己的勢力范圍。英國“租借”了威海衛(wèi)和九龍半島，以長江流域為勢力范圍。法國在云南、廣東、廣西獲得控制權(quán)，并強行租借了廣州灣，國旗在廣州灣上空升起。日本則將福建省列為了自己的勢力范圍。

膠州灣事件不到五個月，中國從南至北即有五個重要港口淪為列強的租借地，成為它們的殖民地和對華侵略的軍事基地。德、俄、英、法、日真的如狼似虎紛紛對中國狠狠下口，“諸國咸來，并思一臠”。一個有著幾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就這樣淪落到一次再次被列強“弱肉強食”。大清不亡，沒有天理!大清不變，豈有活路？!

怎么辦？康有為開出的藥方是什么？“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無他圖”。具體內(nèi)容與辦法為，上、中、下三策：

第一策：以俄國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明治維新為榜樣，以定國是進行變法。

第二策：廣泛聽取群臣意見，討論變法的具體措施。

第三策：允許各省大臣自行變法，實行新政。堅決罷免那些守昕不知變法的地方大員的官職。

康有為預(yù)料說，行第一策，則可以強；行第二策猶可以弱；僅行三策則也不至于盡亡。

這三策，最驚人的是首策。

最重要、最有意義的是，他第一次提出了學習俄國和日本維新變的經(jīng)驗，走日本明治維新的路；第一次提出了制定憲法的主張，這是在過去主張開議院的基礎(chǔ)上，提出“自茲國事付國會議行”。這標志著他明確提出了實行君主立憲的政治綱領(lǐng)。

這才是真正的“中國三千年之巨變”。

效法俄國和日本，是因為他們是與中國的國情較類似的國家，并且已經(jīng)有實踐證明這是一條較成功的路。盡快開始變法，就必須從根本上鏟除舊制度的根基，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即建立俄國、日本式的君主立憲體制。只有如此，這套新的政治體制的建立，才會為未來中國的發(fā)展提供必要的保障，克服因膠州灣危機導致的困局。

對中國政局進行制度性的變革設(shè)想，是康有為一生中最大的貢獻。尤其是在昏聵的晚清，由一個小小的工部主事，提出這樣“驚世駭俗的設(shè)想，任何人都難以想象。

其次，康有為提出大集群才，集思廣益而謀變法。另外，聽任疆臣各自變法，以局部試驗為全國性的變法提供經(jīng)驗。這后一點，袁世凱在第二份建議書上也提出了，希望清廷同意督撫們在自己的轄區(qū)進行改革試驗?？梢娫绖P也曾是一個難得的以國事為重的“有心人“，這給后來康有為與其的“合作”，留下了伏筆。

《第五書》很快被一些愛國志士傳抄，并在上海、天津的報紙上披露。當時有人曾記述道“康工部有為五次上書，為大僚所格，未達九重。原文傳布，登滬報章，展閱一周，言有過于痛哭者，可見此上書在當時的影響。

對于康有為的這樣一份“上書”，在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狂潮、國內(nèi)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刻，一些有愛國思想的官員也對康有為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如原本很守舊的督察院御史徐壽蘅、刑部侍郎李端棻等人都曾有意為康有為代遞上書，后因無人敢聯(lián)名等種種原因，只好作罷。

對康有為在京的日常生活，記載得太少太少，一提起他來，好像除了上書就是開會、講演、辦報和辦學了。可以想見，遠離故鄉(xiāng)，他過的還是一個舊式文人(盡管是工部主事這個六品小官，但他未有上任)在京寓居的生活。為鼓吹變法，集中精力寫作所上的奏折，又要聯(lián)絡(luò)一些同人、拜見同僚等等，日夜忙碌、寢食難安是一定的。據(jù)和他有過接觸的人說，他曾經(jīng)在馬車上放著臥具，這樣可以趁乘車在途中小睡一會兒。一次湖南舉人孫蔚林見他面黃肌瘦，非常疲憊的神態(tài)，問：“先生何以如此？”康一笑答：“吾已三日不治膳了?！比諞]吃飯，可能有些夸張，也可以解釋是連續(xù)幾天沒好好用餐，但忙于變法事務(wù)，其生活的無規(guī)律和敷衍對付是肯定的?，F(xiàn)今也有人自個別資料中發(fā)現(xiàn)康有為常常并不是固定住在南海會館等地，馬車上放著臥具不說，還晝伏夜出，便認為其人涉嫌常做些白日見不得人的勾當?shù)鹊?。這實有些“無根無據(jù)”、太過“莫須有”了?？的车拿≈T多，但如此無端地詆毀一個前人，也似無必要吧？沒必要吹捧，亦無必要詆毀才是。

進士、京官胡思敬在《戊戌履霜錄》一書中，曾經(jīng)對康有為這樣描寫：“有為頎身修髯，目光炯炯射人，始學經(jīng)生，繼治名法，末乃變?yōu)榭v橫。見人長揖大笑，叩姓名畢，次詢何郡邑、物產(chǎn)幾何、里中長老豪杰，必再三研詰，取西洋鉛筆，一一錄其名，儲夾袋中。是時天子方開特科，四方高視闊步之士，云集輦下，爭曜交康先生；有為亦傾心結(jié)納，終日懷刺，汲汲奔走若狂?！?/span>

胡思敬1895年中進士后在京城入仕。與康有為的接觸不會很多但印象很深。康1897年再入京后，自然和很多人有過往聯(lián)系。胡這里說的康有為，應(yīng)該是很可信的?？涤袨榈暮浪?、好學以及對士人學的尊重和善于結(jié)交，使本來就很出名的他，在當時影響極大，是必然的。

如此為變法殫精竭慮，換來的是什么呢？天漸漸越來越冷了，友人建議他在港口冰封之前還是趕回廣東為好?？涤袨橥饬恕６ㄓ诠饩w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十八日離京。行前，他給翁同龢留了一封信，致書告歸。

十八日晨，仆人已經(jīng)把行李裝上車了。

匆忙走來的翁同龢突然來到南海會館。他是在下了凌晨的早朝后，急忙趕來的。他勸說康有為別走，暗示皇上和朝廷對他將有大用。

翁同龢的挽留，康有為明白意義重大。

這是康有為一生中最大的轉(zhuǎn)折。

所以，康有為之后一直很感念翁同龢，他后來在《懷翁常熟去國》一詩中寫道：

膠州警近圣人居，伏闋憂危數(shù)上書。

已格九并空痛哭，但思吾黨賦歸歟。

早攜書劍將行馬，忽枉軒裳特執(zhí)裾。

深惜追亡蕭相國，天心存漢果何如？

他將翁同龢比喻成重才舉薦的相國蕭何，自己是被劉邦低看的韓信。

翁同舒確是有舉薦康有為之意。

但一向謹慎的翁同龢在此時決定舉薦康有為，又內(nèi)有曲衷。據(jù)茅海建考證，“膠州灣事件”后，朝廷讓翁同龢與張蔭桓負責與德國公使談判，翁、張?zhí)岢鐾鈶娃k官員、賠款、立碑后，以附加上同意德國在山東有開辦鐵路、礦山的優(yōu)先權(quán)和將膠州灣開放為通商口岸的前提條件，讓德國撤出膠州灣。二人還認為這件事不用條約而用照會辦理即可。狡

詐的德國公使不僅不同意，還聯(lián)合俄國向清政府施壓。所以，

也就是康有為準備南歸的當天，翁同龢在早朝時，聽光緒告訴他說，慈禧太后看了他們的“照會稿”后“基屈”。事情沒有辦好，讓太后不高興了。下一步怎么辦？翁同龢有可能看了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五書)或康所稱的聯(lián)英、日以拒德的建議書后，才在下朝后來到南海會館，挽留下了準備南歸的康有為。

次日，真正舉薦康有為的，卻是兵部掌印給事高變曾。

高燮曾，湖北武昌人，后官至順天府丞、監(jiān)察御史。他與康有為來往較多，曾代遞奏章。他被康有為的遠見卓識打動，很看重康的才學。

   他于十九日(1897年12月12日)呈上《請召對康有為片》：

   臣見工部主事康有為，學問淹長，才氣豪邁，熟諳西法，具有肝膽，若令相機入弭兵會中，遇事維持，于將來中外交涉為難處，不無裨益?？煞裉赜枵賹?，觀其所長，飭令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厚給資斧，以游歷為名，照會各國使臣，用示鄭重，見在時事艱難，日甚一日，外洋狡謀已露，正宜破格用人為自存之計。所謂請自隗始者，不必待其自薦也。

這是一件清廷官員最早向光緒帝舉薦康有為的奏章。它非常重要。高燮曾建議皇帝破格任用康有為。

很有意味的是，高并不是把康有為作為救國的變法人才，而是把康作為外交人才舉薦的。奏請皇帝召見康有為，授以官銜出洋參加在瑞士舉行的弭兵會。“弭兵”就是消減軍力，縮軍。這是國際上召開的第一次“保和平會議”。這樣，康有為可以作為“游歷使”的身份，訪問各國，對處理好德國的“膠州灣事件”有利。

“特使”，是清朝所派出訪問各國的官員，身份和責任不能說不重。但光緒帝并沒有完全采納高燮曾的建議，只下了御旨：“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酌核辦理?！边@里有一個光緒帝在思考如何用康有為的問題。是真的做“特使”，還是將康留下來聽取他變法的建議？

翁同穌此時起了關(guān)鍵作用，他在光緒面前稱贊了康有為的才華，暗示皇上從國家大計來說，實在該起用此人。這也恰是光緒之意，這位年輕的執(zhí)政者此時最想辦的事，絕不是派人去參加“弭兵會”。

光緒帝決定召見康有為。

高燮曾此折成為康有為之后人生最關(guān)鍵的轉(zhuǎn)折，所以是史家非常重視的“關(guān)鍵點”。有人認為高的這一折片，是經(jīng)過翁同龢與康有為密謀的，甚至康有為有“買折”之嫌。這只能是一種推測了。但翁同龢在此時的態(tài)度，非常明朗，主張和支持光緒召見康有為，是無疑的。

恭親王奕訴就是在此時出場的。他和翁同龢在御前有了一番爭論，他不同意翁提出的請皇上召見康有為，提出：“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見。今康有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詢問，命大臣傳語可也?！?梁啟超《戊戌政變記》)

于是，才有了光緒二十四年(1898)大年初三康有為在總理衙門“西花廳舌戰(zhàn)”一幕。

繼續(xù)留京后，康有為在北京同鄉(xiāng)的支持下，于1898年1月在米市胡同南海會館成立了“粵學會”，參加者有二十多人，主要任務(wù)是研究西方的先進經(jīng)驗。之后，他又與翰林院的編修夏虎臣等滿漢學者想創(chuàng)辦“經(jīng)濟學會”，請慶親王來掛名主持。后有人認為“會”字有集會結(jié)社之嫌，意欲拿掉，康有為不同意，該會后來沒有辦成。他又支持學生丁叔雅等人成立“知恥會”。

初二(1898年1月23日)這天，總理衙門總辦來書，通告康有為次日下午去總理衙門接受大臣約見。

“西花廳舌戰(zhàn)”，不該樹這個死敵

1898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三點，總理衙門大臣在總署西花廳召見康有為。

總理衙門，是“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的簡稱，又稱總署。地點在東單東堂子胡同四十九號。為咸豐十年(1860)所設(shè)，是清政府辦理洋務(wù)而設(shè)立的中央機關(guān)。其職責是辦理外交事務(wù)，派出駐各國公使，兼管通商、海關(guān)、海防、訂購軍火，主辦同文館和派遣留學生等事務(wù)。具體負責的是恭親王奕訴。

這天，恭親王奕訴和慶親王奕勵因陪英俄兩國公使，參加問話的是北洋大臣李鴻章、總理衙門行走翁同龢、兵部尚書榮祿、刑部尚書廖壽恒、戶部左侍郎張蔭桓五人。

這五大臣，加上恭、慶親王，是當時清朝最具實權(quán)的政治人物。

他們對康有為“待以賓禮”。

但問話一開始，榮祿就率先發(fā)難：“祖宗之法不能變?！?/span>

這是質(zhì)問康有為，變法就必須一定要變祖宗的成法嗎？這是欺祖啊。

康答：“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時制宜，誠非得已。”

兩人上來就交火，交火即刻就劍拔弩張。

“舌戰(zhàn)西花廳”由此而來，不少后人和學者說，這是頑固守舊派與維新派的一場論戰(zhàn)和較量。一下子，就把深有慈禧背景的榮祿支到頑固守舊派去了。

事情絕不如此簡單。

以榮祿的身份和性格，他的這句首先發(fā)難的“祖宗之法不能變”，是大有可能的。

這該是榮祿和康有為的第一次接觸，也該是他們的第一次會面交談。作為兵部尚書和總理衙門大臣，這個滿洲正白旗帶兵的統(tǒng)領(lǐng)，面對一個廣東來的整天喊變法的書生，有三種不屑與警惕，也是必然。一是他與恭親王和慈禧很近，恭親王對起用康有為的態(tài)度，他很清楚；二是這年他六十二歲，大康有為足足二十二歲，又經(jīng)歷宦海，自然要在康面前擺譜，說看不起對方也行；三是他的認識。他認為變法圖強僅限于學習西方的練兵、制械、通商、開礦，“其他大經(jīng)大法，自有祖宗遺制，豈容輕改？”他的這個“發(fā)難”，是實情，更是試探。他想探探這個表面上名東京城的書生，是個什么樣的人？有些什么樣的遠見之才？

人之交往，這第一面的印象，太重要了。

面對這樣一位當朝重臣，康有為太知道榮祿的背景。知道了，該如何應(yīng)對，為何不走走腦子？假如康有為冷靜些、謙恭些、客氣些、迂回些闡述自己的觀點，盡力發(fā)揮他那說服于人的能力，或許就會好得多了。豈知倘能征服和說服了榮祿，那意義和作用將會有多大？最起碼，也是百利而無一害也。

但康有為就是康有為。這也是他讓人無法不敬重的一點。你有脾氣，我就不能有嗎？你發(fā)難在先，我自然迎戰(zhàn)于后?？涤袨榈墓菤?，此時變成了針鋒相對的狂妄反擊。

失敗的是誰？康有為。他無形之中樹起了一個變法的“死敵”。

康有為有理有據(jù)的反擊，讓榮祿覺得其人如此狂妄，實為不可交往之人，他將這個名字狠狠記在心中。問話不久，榮祿就拂袖而去。

戊戌變法之后釀成的悲劇，此時深深埋下了。

誰之禍？

榮祿真的是徐桐、剛毅一樣的頑固守舊派嗎？榮祿真的是無法爭取的嗎？不是。

榮祿是具備一定的變法思想的，主要在軍事上。他主張以西方國家訓練軍隊的方法來訓練各省綠營、勇營。早在西安任將軍時，就上奏清廷添置洋槍部隊。在戊戌年，他再次上折，請陸軍“改練洋操”，這些措施，都起到了作用。袁世凱在小站操練新軍成功，就是在他的主張下落實的。不僅如此，一個武人，他還重視抓教育。在天津、保定等地曾

創(chuàng)立和改造學堂，中西并重，每所學堂都要學習西文。另外，他還支持興辦工商業(yè)。

如今，不僅沒有爭取到榮祿，相反樹起了一個死敵，這不是康有為的敗筆，又是什么？

原本，“西花廳問話”的這五大臣，對康有為是有利的。翁同龢、張萌桓，甚至廖壽恒，包括李鴻章，都對變法總體是支持的。但從康梁留下的記錄看來，他們從一開始，就把榮祿和李鴻章推到反對者一方了。是書生的敏感多疑，還是置身外圍不諳深宮內(nèi)情無法有大局觀？于是，后人在闡述這段歷史的時候，也便都將李鴻章和榮祿認定是變法的大敵。如今看來，這是狹隘的，有失公允的。

西花廳問話其余的內(nèi)容如下：

廖(廖壽恒)問宜如何變法。答以：“宜變法律，官制為先?！?/span>

李(李鴻章)曰：“然則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答之以；“今為列國并立之時，非復一統(tǒng)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統(tǒng)之法，弱亡中國皆此物也。誠宜盡撤。即一時不能盡去，亦當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span>

翁(翁同龢)問籌款，則答以：“日本之銀行紙幣，法國印花，印度田稅，以中國之大，若制度既變，可比今十倍?！庇谑顷惙伞⒍戎?、學校、農(nóng)、商、工、礦政、鐵路、郵信、社會、海軍、陸軍之法。并言：“日本維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備，與我相近，最易仿摹。近來編輯有《日本變政考》及《俄大彼得變政記》，可以采鑒焉?！?/span>

“至昏，乃散。榮祿先行。是日，恭、慶兩邸不到?！?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

問話近三個小時，到掌燈時候才散。

五位大臣與一個小小的工部主事來一起議政，無論如何也意味著清廷中樞已經(jīng)開始把康有為“看在眼里”了。這是康有為盼望和意料之中的。

榮祿記仇記得好狠，對康有為，已到“非殺不可”的程度了。真是咬牙切齒。

不是冤家不聚頭，待到六月十六日晨，康有為在頤和園東宮門朝房等候光緒帝召見的時候，再次遇到了升為直隸總督來謝恩的榮祿，兩人同在朝房等候，有了一番對話：

榮祿：“以子之槃槃大才，亦將有補救時局之術(shù)否？”

康有為：“非變法不可。”

榮祿：“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

康有為：“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span>

這段對話，很像影視劇的臺詞，劍拔弩張，殺氣騰騰。引自蘇繼祖的《清廷戊戌朝變記》，影響很大，連很多史家也在不斷引用。但兩人的對話，蘇繼祖是如何知曉的？是當事者后來的敘述？還是有人在現(xiàn)場聽到了披露出來？康有為能對一個新任的直隸總督說這樣的話嗎？抑或是有自我夸大習慣的康有為顯示自己的大義凜然狀故作涂脂抹粉？

有一點是真實的，兩人冰炭不容，仇越結(jié)越深，雙方都到了置對方于死地的程度。這，對變法，對大清朝政，對中國，幸也禍也？!（未完待續(xù)）

(作者：張健)